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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给江豚守护者何大明的辩词

时间:2015-02-26 09:12:28 点击:次
(何大明和洞庭湖江豚协会的志愿者
【雷志锋律师按】
江豚(拉丁文学名:Neophocaena phoconoides),是鼠海豚科的一个物种。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据环保人士推测,湖南洞庭湖现仅存约 100 只。

何大明,洞庭湖畔一渔民,十三年前,因意外邂逅并救助江豚,遂与江豚结缘,联合众多志愿者成立江豚保护协会,昔日捕猎者,成为守护人,此后十年如一日义务巡湖,保护江豚,虽家境清苦,但在渔民中极有声望,被称为江豚卫士、江豚奶爸(百度百科)。然,环保界风云际会,也鱼龙混杂,江豚保护协会内部也同室操戈。

2014年3月6日,有人利用关系游说岳阳县长张中于在一份对何大明的举报信中签批指示副县长兼公安局长查办何大明,同年3月20日何被岳阳县公安局立案侦查。2014年12月22日被岳阳县检察院以敲诈勒索罪(1万元)起诉到岳阳县人民法院。

2015年2月10日,岳阳县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我和李刚博士(律师,中国资深公益人士)在岳阳县法院联袂出庭,为被指控犯有敲诈勒索罪何大明辩护。本案因涉及政府与民间环保人士关系、民间环保困境、以及环保界内部纷争等诸多现实,故,吸引了来自全国大约五十名环保人士参加了旁听。现将辩词予以公开,媒体、环保界对本案有进一步兴趣,可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8670006660(手机)、邮箱:18670006660@163.com

最新消息:
今天是2015年2月25,也是农历新年上班的第一天,我接到岳阳县法院刑庭书记员周娜电话通知,该院已采纳辩护建议,决定以无管辖权为由将案卷退回岳阳县检察院。熟悉司法运作者知道,这个决定其实并不太容易作出,先前,该院已经将所谓同案犯李劲松判处拘役五个月,且刑罚都已执行完毕,何大明案无管辖,则意味着李劲松案也因存在无管辖权的重大程序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四)项,《最高法院适用刑诉法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第(八)项,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对于“权大于法、行政权大于司法权”的非正常的环境下,对无辜者来说,重新审判,将是一次重新洗刷冤屈的机会;对法院来说,是一个防止错案发生的缓冲地带。


给江豚卫士何大明的辩护词

——请用证据,而不是县长的权力来定罪


岳阳县人民法院、尊敬的合议庭法官:

本案的被告人何大明,已十多年如一日,义务在洞庭湖畔,守护着濒危灭绝野生物种——江豚,现在,他却被指控涉及一桩敲诈勒索案,做为其辩护人,通过仔细查阅全案材料,参加法庭调查,对本案有了清晰的认识。 


我们认为:检方的指控不仅不能成立,而且,随着案情的深入,愈来愈清晰的呈现,本案是在岳阳县政府主要领导对司法的不当干预,和公安、检察的办案人员违反刑事诉讼法而制造的一起错案,是假冒伪劣司法产品。

一、之所以将本案以假冒伪劣产品喻之,是因为有案卷材料所客观呈现的事实为证:

(一)案发经过系“造假”。

根据本案侦查机关,岳阳县公安局文书《报警案件登记表》记载(侦查卷4页),2014年3月17日10时41分,受害人何黄林来以书面形式,向该单位报警称,因在东洞庭湖电鱼(非法捕捞行为一种),被何大明发现,以报告给岳阳县渔政局为威胁,无奈之下,便托人做何大明的工作并给了何大明10000元钱。但是,全案材料卷宗中,并无侦查机关在上述文书中声称的受害人何黄林所谓书面报警材料,相反,唯见在上述时间,由岳阳县公安局干警周露、颜路刚在岳阳市渔政管理站给何黄林做的一份询问笔录(侦查卷24页),该笔录表明,案发经过,并不是《报警案件登记表》所载的,本案案发,是受害人以书面形式报警而起,而是,公安人员使用强制措施,传唤所谓受害人何黄林后,所获取的受害人陈述。

(二)被害人陈述“掺假”。

2014年3月17日,公安人员对受害人何黄林的《询问笔录》(侦查卷24页)证明,公安机关办案人员不仅主动寻找受害人,而且,还把受害人传唤到对非法捕捞行为具有行政处罚职权的渔政部门,利用非法捕捞者对该部门存在明显心理恐慌的特点,获取指控何大明的证言。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一百二十五条,询问受害人地点是现场、受害人单位、住处,或者受害人提出的地点的规定,何黄林不会主动要到渔政部门接受询问,这是常情,按公安人员的逻辑,何大明对何黄林敲诈勒索之所以得逞,是因为何黄林害怕被渔政处罚,岂有这时又突然不怕了的道理。真相只有一个:先定人,再寻找这个人的所谓违法事实,何大明就是这个已被预先锁定犯罪嫌疑人,而敲诈勒索罪的犯罪事实,需要何黄林这个“受害人”来指认。把非法捕捞者传唤到渔政管理部门获取所谓受害人证言,又岂不掺假注水。

(三)本案真相:是岳阳县长先批字定人,公安迎合再整材料抓人。

尽管根据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将案发经过描述成,何黄林于2014年3月17日书面向其报警,并且故意将传唤(一种强制措施)何黄林而获得受害人陈述(证据种类的一种),称之为书面报警材料,但是,再高明,卷宗材料中的细节,还是会有力还原本案的部分的真实情形。

侦查卷第23页对何黄林所做一份笔录的时间,2014年3月17日9:47至11:01,证明侦查卷第4页的报警登记表记载2014年3月17日10:41何黄林向公安所谓报案,实则公安机关使用强制措施将何黄林传唤到渔政管理站;所谓书面报警,实则公安人员对何黄林的所做的一份笔录。在另一案卷第70页,县长张中于的批示赫然装订在列,在这份批示中,张中于县长,“请刘四清县长(该县负责和分管公安局的副县长)派员依法调查处理”,批示时间是2014年3月6日。

不知是否为“高级黑”,连这份让张中于县长签批的《举报信》中,对何大明罪状罗列,首条罪状居然是:“何大明长期背着渔政、江豚保护协会,私自下湖,抓电鱼,严重破坏了洞庭湖管理秩序,加大了渔政执法难度;侵犯了渔政和协会及巡逻队员的名誉权。”辩护人非常好奇,不知张中于县长批字前,是否稍微瞥过一眼没有。私自下湖,抓电鱼,有问题吗?何谓私自?难道抓电鱼,与非法捕捞者斗争,还需事先通过某机构的批准不成?被何大明严重破坏的洞庭湖管理秩序,是怎样的一个秩序?私自下湖,抓电鱼,难道不正是政府部门要履行的职责吗?巡湖垄断,难道就是政府要保护的洞庭湖管理秩序?

这是罪状,已够荒诞。张中于县长究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批这个字,让公安去抓一个环保志愿者的,暂无法得知,但作为辩护人,即使还不用从犯罪构成、证据等角度去论证,仅从启动侦查职权,源于非正义性这一点,便足以判断我们的当事人何大明是无辜的了。

二、控方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所指控的罪名成立。

(一)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何大明的犯罪所得究竟是8000、6000,还是5900

公诉机关指控何大明与另一志愿者李劲松共同实施了敲诈勒索行为,并且已于2014年6月23日向岳阳县法院以何大明在逃为由(何大明一直就在洞庭湖向往常一样正常巡湖,并没有离开岳阳半步)单独起诉李劲松,在岳阳县法院于2014年7月23日作出的(2014)岳刑初字第95号判决认定何大明从李劲松处获得了8000元赃款,而对同样的案件,在对何大明的起诉时,公诉机关将犯罪所得又变成了6000元,而何大明一直并不否认,在不知钱的来源情况下,的确收到过李劲松的5900元钱的事实,这样,公诉机关指控的同一起所谓共同犯罪案件,在起诉书中先后出现了6000元和8000元两个不同版本,不仅自相矛盾,而且,本次采用了6000元的版本,也没给法庭说明据此认定任何的理由。辩护人为了协助法庭准确查明案情,已书面申请李劲松、何黄林等证人出庭质证,但遗憾的是,并没有获得贵院的批准,因此,究竟所谓犯罪的金额是多少,甚至有无这笔资金的存在都无法准确证明。

2、何大明对李劲松接受何黄林的款项一事,事前知情的证据并不充分。

何大明并没有直接收受过何黄林的钱物,李劲松的行为能归咎于何大明,公诉方必须证明李劲松单独实施的收受行为是出于他们之间共同的意思联络。而证明意思联络的证据来自舒相成(抓获非法捕捞时何黄林邀请的说情的人)2014年3月25日笔录,和李劲松2014年3月28日的笔录。但是,舒相成除了2014年3月25日笔录外,还有一份在2014年3月21日的笔录,在这份笔录中,舒相成即使在公安人员诱导性提问时,对送钱的事,已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清楚;而李劲松证言,除了2014年3月28日的笔录能够证明何大明知情外,但2014年3月22日的两份、23日的一份笔录,又都表明何大明并不知情;何大明在本案中的供述一直十分稳定,并且非常清楚表明,自己对李劲松接受何黄林的钱款之事并不清楚,事后才得知钱的来源。而事前知情,是何大明对李劲松行为负责的必要条件。在上述言词证据出现多个版本的情况下,而待证事实,又对本案的定罪量刑具有重大影响的情况下,即使要采纳舒相成、李劲松证言中对何大明不利的证言,那么,证人必须到庭接受法庭质证后,其证言才能作为法定定罪量刑的根据。开庭前,我们已依法提出上述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但此项请求并未得到法庭采纳,故,在对李劲松、舒相成上述不利证言依法应予排除后,并无何大明事前的确知情的任何证据。

(二)谈谈几个常识。

1、义务巡湖本身并无错误,更不是犯罪。

无论是案卷材料体现,还是法庭调查过程中公诉人的发言,辩护人发现本案的侦查、公诉人员存在一个非常奇怪的逻辑,即将何大明以及其他环保志愿者义务巡湖,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渔业资源、保护濒危物种江豚的行为本身,视为一种不当,甚至是一种实施敲砸勒索犯罪的犯罪预备。在法庭上,当公诉人自知何大明对李劲松接受何黄林钱款一事知晓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竟然,在法庭上公然声称何大明和志愿者们,对违法捕捞者拍照时就是为了实施犯罪。同样,这种谬误,首先在张中于县长批示的举报书中出现,不知侦查、公诉人员是否受到传染。尽管,辩护人对公诉人的错误言论,当庭便予以了驳斥,在此,有必要再次重申这个常识,保护生态环境,本是国家责任,这些志愿者们,在没有设备,没有财政支援情况下,依靠民间力量从事环境保护活动,做为掌握国家公器的机关,应该给予鼓励、并应给予适当的保护,因为,比起担负国家职能的渔政、水上公安等机关,他们与违法捕捞者斗争要困难得多、处境也危险得多。当然,辩护人也并不认为环保志愿者可以接受违法捕捞者赠送的款项,但收取了,也并不是刑法上的犯罪——即便是李劲松,当何黄林希望获得志愿者以后的关照(见李劲松2014年3月22日笔录),通过舒相成联络后,主动给予了李劲松1万元款物,李劲松收取不该,但并不是刑法上的犯罪行为。李劲松已被认定构成犯罪并被判处了拘役五个月的刑罚。退一步来说,这是对行为性质判断分歧问题,但是,我们当事人何大明,仅仅具有巡湖并发现非法捕捞的行为,并未参与和事先知晓李劲松收受何黄林给予的款物一事,但庭审辩论中,出庭公诉人为了让何大明与此联系起来,甚至将敲诈勒索罪的犯罪预备扩大到巡湖行为,这就不是行为性质判断,而是个人职业操守的问题了。 

2、志愿者发现违法捕捞者扭送渔政、公安,这是见义勇为,而放弃扭送,甚至没有任何理由,也并无违法。

同样,在本案的案卷材料和庭审过程中,辩护人也发现,本案的侦查、公诉人员,多次刻意强调何大明等志愿者,当晚,在发现违法用电捕鱼的何黄林后,并没有将何黄林扭送到渔政或者水上公安派出所,事后也没有向上述部门举报,似乎有渎职失职的意味,甚至,不扭送和举报,就是为了事后实施敲诈勒索做准备。这样的逻辑同样错误。对于没有当场扭送,我们的当事人何大明已向法庭陈述得十分清楚,一是在非法捕捞现场就有渔政巡逻船,对于眼皮底下发生的电捕鱼违法捕捞行为根本就没有制止,对他们失去信心;二是捕捞者对抗情绪激烈,深夜扭送,担心落水造成意外事故;三是朋友舒相成在电话里的好言劝说:“都是渔民,把人得罪完了以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其实,对于为何放弃扭送,何大明们根本就不需要理由,十多年义务巡湖,每年抓获非法捕捞者都几十起,他已做了够多,如果有一天累了,抑或因生计所迫放弃了,这是他的原本就有的权利——我们不能因为已习惯了一个人长期默默做好事的人,突然不做了,便一定向他追问要一个合理解释,否则,便认为他一定是有所图谋。

三、辩护人的建议。

(一)程序上:岳阳县法院对此案无管辖。

巡湖发现非法捕捞地点:君山壕坝附近,这里属于岳阳县管辖无异,但是公诉方所有证据显示,所指控的敲诈勒索罪犯罪的行为动作,并不在上述地点,何黄林与李劲松电话联系以及见面的地点,均在岳阳市岳阳楼区,无论是李劲松还是何大明的户籍还是经常居住地都是在岳阳楼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岳阳县法院对本案并没有管辖权。除非,贵院也如本案侦查、公诉机关一样,坚持错误地认为志愿者们的巡湖地点,就是犯罪行为发生地,把放弃扭送,视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预备。

在明确提出管辖问题情况下,辩护人衷心希望贵院,不会因为强行管辖本案需要,而对民间环保志愿者增加法律上没有的义务,一份好的或坏的判决,对社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对何大明的错误审判将长期地消极影响岳阳地区的渔业资源民间保护活动。人民法院对于受理后发现没有管辖权的,根据《最高院适用刑诉法解释》一百八十一条第(二)之规定,贵院应当退回检察院。

(二)实体上:公诉方证据并不能证明何大明构成犯罪(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李劲松收受他人款物的行为与何大明具有清楚的意思联络)。

经过法庭调查,合议庭以及全程参与了本案旁听的贵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维先生,相信已对本案有了清楚的判断,公诉方证据并不能证明何大明构成犯罪,法官唯一的上司是法律,而不是县长大人,人民法院作为保护无辜的人最后一道防线,敬请贵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95条(三)的规定,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的判决。期待合议庭法官的从善如流,我们的当事人何大明被羁押已110天,请尽快让无辜者回家。

何大明委托辩护人
李   刚律师
雷志锋律师

二0一五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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